康熙是如何处理江宁织造的巨额亏空的:织造官

点击次数:   更新时间:2020-10-31 07:44     来源:拉菲官网

 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銮仪卫,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,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。康熙后六次南巡,其中四次皆住曹寅家。

  曹寅家族共有四人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,其实就是为宫廷供应丝织品并采办各种御用物品的皇商,曹寅还以包衣家臣的身份领取内务府帑银行商。但曹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康熙晚期皇子争储的斗争中,曹家曾多次保举八阿哥胤禩担任太子,惹怒了当时的四阿哥雍正,所以在雍正上台之后,马上就收拾了曹家,曾繁盛一时的曹家彻底土崩瓦解。

  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七十一·文苑二》记载曹寅,字楝亭,汉军正白旗人,世居沈阳,工部尚书玺子。累官通政使、江宁织造。有楝亭诗文词钞。

  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( 1712)七月二十三日病逝,他身后留下了巨额亏欠,其同时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,兼任的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,合计白银32万余两。据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汇报,曹寅临死前跟他说:“无资可赔,无产可变,身虽死而目未瞑。”.

  据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记载: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,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,谓之“四碗一文”。

  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物价低廉,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,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,按照当时“一石”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线万斤上好大米,如按 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,也就是说,曹寅离任(病逝)时共亏欠了2.16亿元人民币。

  首先是因为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。密切到什么程度?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(全称是“包衣阿哈”,在满语中即家奴的意思),。

  清代《皇朝通志》卷七十四《氏族略·满洲旗分内尼堪姓》记:曹氏:曹玺,正白旗包衣人,世居沈阳地方,任(内)工部尚书。

  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,深得皇室信任。康熙皇帝出生后,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,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,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伴读当差。有了这些原因,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,从康熙二年( 1662)起,曹家三代四人曹玺、曹寅及其儿子曹颙、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。并且,曹寅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( 1703 )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,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。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(四次在江宁接驾,一次在扬州接驾),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。

  康熙三十八年( 1699 )第三次南巡时,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,驻跸曹家,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,那位从小抱他、 照顾他的“嬷嬷”时,感慨万端地说:“此吾家老人也!”还亲自写了“萱瑞堂”匾额赠送给“嬷嬷”。

  冯景《解春集文钞》卷四《御书萱瑞堂记》记载:康熙己卯夏四月,皇帝南巡回驭,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;寅绍父官,实维亲臣、世臣,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。上见之,色喜,且劳之曰:此吾家老人也。赏赉甚厚。会庭中萱花开,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。

  所以,康熙皇帝同曹寅,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、主仆关系,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“家人感情”。

  其次,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、江宁织造,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,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。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,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,实际上,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,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,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。当时正是清王朝蓬勃向上发展时期,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,作为历史上有为君主的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、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清政府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,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。一个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,而且经过忠诚考验,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,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。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,不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,甚至是共吃母乳长大,在一起读书,文武兼备,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,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,喜好文艺、爱好藏书,又精通诗词、戏曲和书法,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,如此一来,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“眼线”了,甚至可以说,他成了康熙皇帝处理江南事务的一个“助手”。

  史料也充分证明,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的文化、经济乃至政治都有重要影响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,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“统战”负责人。

  如《南京通史·清代卷》中提到,康熙曾多次叮嘱曹寅:“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,必具密折来奏。”

  和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收录的3119件奏折中,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所上的密折有619件之多,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。两人的奏折中,既有地方晴雨农情、市况粮价,也有访查得知的官绅隐私、民众起事等重大问题,内容与织造事务有关的数量很少。

  再者,曹寅亏欠的巨款,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已有了。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,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“统战工作”,或者完成一些皇帝、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,明的暗的,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。

  经请示康熙皇帝,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,工程颇大,耗资不少,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:“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、挖河、堆泊岸等项工程,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,依照修建工程核算,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。再者,修建房屋、亭子、船只、雨搭、帘子等项,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。”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 了大约19.5万两银子,由此类推,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!

  对于这些,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清二楚,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“两淮巡盐御史”这个肥缺,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“漏洞”。据李煦自己汇报,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,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万~56万两银子。康熙五十二年( 1713)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.6万两。其实,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人还有不小的空间。

  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。康熙五十三年( 1714)八月,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:“两淮盐课原疏内,止令曹寅、李煦管理十年,今十年已满,曹寅、李煦逐年亏欠钱粮,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。”这是康熙皇帝的心中实数。然而,耐人寻味的是,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,“欲参曹寅、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”。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,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。但是,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、李煦,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。如上所述,曹寅去世后,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,皇帝金口玉言,再说皇权家天下,皇帝说多少就是多少。

  康熙皇帝是个极其睿智的“明君”,他将曹寅、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,也不是无缘无故的,因为他最清楚,曹寅、李煦为皇帝、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,有些即便有个粗账,但也无法报销,如康熙五十一年( 1712)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: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万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!如果再细查的话,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,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, 这一点,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。所以说,他给曹寅、李煦“减”去120万两银子的亏欠,也不是毫无来由的。

  曹寅亏欠了巨款虽然在康熙朝安然无恙,但是到了雍正六年( 1728),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、骚扰驿站、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。此后,曹家迅速败落,子孙流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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